冯友兰承认并引以自豪的是中国先哲们在其观点上的深邃性，同时指出其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而使之具有系统性。
1949年以后，台大的哲学系有方东美、陈康诸先生。十七年北伐以后为第三阶段（《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民国59(1970)年，页38～39）。
17、 知觉因果说，牟氏释为从外界到内界及从内界到外界的一种刺激反应说，上自洛克，下至罗素，无或越此。而梁作为哲学家的地位，恰恰是由他的这本书奠定的知识不足，则无资以运转。39、 牟宗三《五十自述》，同上，页87。[43]牟宗三由此感受到：这种对青年人的态度，是北大所没有的， 熊先生可以作老师，可以讲学问。
熊先生以为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先生一人为可造。从熊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里他才体会到生命和价值的意义。政府应以一种固定化的制度性形式，以确定和保证中华文化的价值、美德成为小学、中学德育的基本内容。
道德的继承问题，在阶级斗争年代被搞乱了，但社会对继承中华传统美德的需要并不因此而消失，一个时期以来社会流行的国学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精神家园方面对本土的传统资源的热切渴求。目前，道德领域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公共生活失序，人的行为失范，人的道德意识混乱。而尤以各级公务人员权钱交易、受贿谋私对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社会风气的败坏影响为最大。另有一些是与特定社会的制度有关的道德，随社会制度变化而变化，属于可变的道德，比如忠君。
这个分析，我们认为还是有道理的。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多，除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变化与破坏、不规范商品经济的腐蚀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无分析的破坏，使我们丢弃以至丧失了我们本有的深厚的传统道德资源。
他所说的私德是个人的品德、修养，公德是指有益于于国家、社会的德行（如爱国）。从而使国民从小培养起对包括中华文化经典的敬重之心，熟悉中国文化的价值资源，以不断把传统价值与现代生活进行结合。几千年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在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的建设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心灵稳定、精神向上、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道德的滑坡体现于个人品格观念的淡漠、功利欲望的嚣张、职业道德的疲软、群体意识的淡薄、公民道德的阙失这样几个大的方面。
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冯友兰曾指出，人类社会所以能存在，要有一些基本条件。这种观念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表现。但不可否认，由这些问题暴露出来的我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是必须重视的。
政府与社会应表彰实践中华文化价值的各类典型人物与事迹，鼓励各种文艺形式深刻地表现中国文化的价值，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政府应当从根本上树立固本培元和中华民族心灵建设的观念，大力支持国学的传播和普及。
如何正人心、移风俗，建立一个平安、有序、祥和的社会，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校外的传统文化教育与经典传习活动近年也开始流行，应当受各方面的支持。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心的中国梦，内在地包含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的使命和民族精神健康发展的愿景。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与广泛的教育领域结合，使中国文化的道德价值透过教育途径，植根于广大民众与青少年的心灵。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当然不都是道德问题，也不可能仅仅由道德手段去解决。倡导敬业、诚信、友善属于个人道德价值，即私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社会转型需要一种与革命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国学或传统文化的教育，具有重要的中华文化传承的意义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很强的德性的培育的功能，中华文明向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不仅是因为她有悠久的礼仪传统，而且因为这个文化中很强调道德的价值和道德感，强调理想、正义与良知。
进入 陈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传统文化 民族精神 。同时，也不能否认，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道德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包括很积极的变化，但也出现了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
然而近代以来，我们全力批判传统道德，力求把我们自己与源远流长的道德文化传统切断，认为只有与传统彻底决裂才能尽快实现现代化。在中国文化中有完整的德性人格的理想和道德准则体系，有悠久的道德修养传统，有丰富的道德格言资源和其他道德文化资源。
这些基本条件就是基本道德，这些基本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是属于不变的道德，比如守信。用今天的例子来说，倡导自由、平等、公正、爱国属于社会价值，即公德的范畴。这些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教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变化，中华文化的宝库已经渐渐成了青年人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理想、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社会对两方面都需要，而就个人行为来说道德价值是基础，中华美德在这方面有丰厚的资源。
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没有较高的国民道德素质，没有对美好价值的追求，是不会受到世界的尊敬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传统道德并不传统，或不仅仅是传统的，因为它们普遍适用于现代社会、未来社会、一切人们所组织的社会。
当前受到广泛关注的食品卫生安全领域，毒牛奶、地沟油等问题频出，集中透露出当下国人对生命的漠视、道德的缺失、良知的沦没，也映射出我们社会教育、基础教育中的品德教育的不足。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最突出的是人的意识的商品化与人际关系的商品化，及其所造成的自私意识的合理化和缺乏羞耻心。
从《新民说》最后完成的总体来看，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同样重视和肯定，新民说中的私德说，与公德说共同体现了他的道德思想，而且补充了公德说的基础。如果简单地加以概括，可以说，市场法则对道德领域的侵入、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权威的失落，造成了人们道德观念的迷失、道德情感的冷漠、道德勇气的沉沦该书最早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如果善的观念，并不包括理智的确实性和征服外界的力量，科学有什么用呢？[24] 冯友兰在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问题之后，紧接着回答为什么西方拥有科学？他谈道：无论欧洲人是向天上还是在人间寻求善和幸福，他们的一切哲学全都属于我所说的‘人为路线。
经济基础的不同又决定了二者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我提到冯友兰早年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他立即说，‘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
[9]此系李约瑟在1961年7月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科学史讨论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译文见李约瑟：《李约瑟文录》，王钱国忠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14－151页。然而，冯友兰不是这样看的，而是把哲学研究的方法看作现代哲学和古代哲学的分水岭。
[34] 参阅：刘钝、王杨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尤其是其中范岱年先生的文章：《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由此看来，只要把科学这个术语界定清楚，李约瑟问题是可以同任鸿隽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没有（狭义的）科学？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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